西方人常说，“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事实上，当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个人面临灾难、疾病、战争和痛苦的时候，上帝经常缺席，或者说不在场，迫使我们独自承担所有的痛苦和不公平。那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做什么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假如上帝不在场》通过一个波澜壮阔的悲情故事、一部种族和谐与文化包容的爱情交响，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只有学会宽容和爱，才能度过动荡不安的年代。

　　该书的故事发端于二次世界大战。才华横溢的波兰钢琴家亚当是个忧郁的犹太青年，假如不是因为纳粹的排犹，他不会在1938年逃亡到列宁格勒；假如有一个和平的家，留苏的红军遗孤李梅就不在苏德战争前夕与亚当相遇。他们像两朵漂泊在异乡的云，没有任何的征兆，便在音乐的殿堂里悄悄相爱了。他们共同创作了四手联奏《降D大调第8号浪漫曲》，一个怀念祖国田园承袭舒曼和肖邦的激情，一个柔情万种骨子里燃烧的是中国古典。他们渴望爱情像两只自由的鸟、相拥的两朵云、连枝的两棵树、并挽的两株草。然而德军发动了“巴巴罗萨”的战争计划，大批流亡犹太人再次面临寻找家园的选择，几乎全世界的国家都向犹太人关上了大门。这时，一个关于中国的上海是犹太人的“诺亚方舟”的传说，使亚当和李梅同时被卷进逃亡远东的洪流。到达上海后，亚当和大批犹太人先进难民营，后被圈入日本占领军类似集中营的虹口区犹太人隔离区。李梅因为是红军的遗孤，去了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战争使他们的爱情只能处于生死离别的眺望中。尴尬的是，李梅在新四军的根据地生下一个金发婴儿。种族、文化、宗教和爱情的冲突，在占领区的上海和解放区的苏北同时展开。

　　在那个苦难时代，面临战争、屠杀、饥饿和病痛，笃信上帝、与上帝有十戒之约的犹太人，小部分加入了抗战的行列，大部分陷入了等待上帝的无限茫然之中。同样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在善良的中国人看来，这些犹太人比自己高级，是洋人。犹太人受苦受难，尤其令人同情。于是，上海市民冒险援助，通过各种方式为他们偷运食品和药品，许多犹太人因此而保存了生命。李梅是这项冒险援助计划的策划人和实施者，亚当和他的族群教民心存感激。1945年7月盟军轰炸日军仓库和电台时，误炸了虹口的犹太人隔离区和中国难民区，大火烧掉了隔离犹太人和中国难民的围墙，两个种族的人们终于融和。

　　抗日战争结束，国内战争又开始。亚当和李梅又错过了约会的时间和地点。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亚当和李梅总是咫尺天涯。他们相约在天堂相见，把失去的岁月和爱一点一滴地捡拾回来。

　　看上去，这是一部浪漫悲情的史诗，但贯穿其中的却是神圣的信仰和人性的光辉。在本书的下半部，“亚当”二世寻找精神家园在远方罹难，犹太医生马丁像雕像一样守候在李梅身边，他们用爱和宽恕甚至是同情和怜悯，共同化解着“文革”中红卫兵们的仇恨。

　　毫无疑问，本书是一部有经典意义的小说。战争的苦难、诗性的思想、神圣的信仰、悲剧的力量、虚无决绝的浪漫情怀和艺术穿透力，所有这些艺术元素都深深地嵌进在故事和细节中，在人类共通的精神层面上与不同文化的读者沟通、与世界文学对话。它让崛起的中国向世界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抑或将来，汉文化熏陶下的华夏子民是热爱和平的人道民族，有足够的胸怀和气度融合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最终一起走向大同与和谐。面对今日世界之文明冲突和宗教矛盾，曾经发生在二战时期中国上海的宽容和爱，跨民族、跨文化的睦邻和谐，为什么不能在当今的世界重演？

　　有必要强调的是，本书的主题虽然严肃宏伟，但阅读故事犹如观摩史诗大片；品味细节，又令人流连忘返。作者对古典音乐的体悟，对钢琴少年亚当敏感脆弱的心理描写，对各色人物准确鲜明的性格刻画，都给读者提供了一份难得的生命体验。

　　（《假如上帝不在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