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

　　七、清华、北大、马约翰

　　儿子是学理工的，自诩爱实话实说。其实，他考大学前就是这样子。他从北京四中毕业后填报高考志愿时，我自作多情，劝他至少可填一项我和他妈妈共同的母校北大的某个专业。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想我有条件报个更好一点的学校。”我惊讶不已，甩手而去。听他妈说，他5个志愿全填了清华。发榜后，他以高出清华录取线约20分的成绩被录取。我按捺住内心的欣喜，故作平静地问：“你们班其他同学呢？”他答：“二十多个同学考上清华，十多个考上北大，五六个考上人大，考上浙江大学和外交学院各一个。”

　　转瞬间，多年前当发言人的灵感回来了。治治这小羔子。我说：“这就对了。这不恰好说明北大比清华难考、我们部的外交学院最难考嘛！听说杨福昌当院长（现为吴建民）的外交学院要求就是高。”

　　他被噎住，半天后才清醒过来：“爸，我们班报北大的就十来个，全考上了。报外交学院的本来就只一个……”

　　这次儿子又来教育我：“爸，如果说我妈的最大缺点是不会花钱，那您的最大缺点就是不会休息。在医院您要少看报，少写字，别乱想！”

　　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来试试。那么一个话多的人，不让说话，吃了睡，睡了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尼基塔·赫鲁晓夫（我见过他）设想的“共产主义”……你除了尽情畅想，还能干什么。我从儿子的故事懵里懵懂想到清华、北大的体育教育。这两个仅一街之隔的学校我都喜欢。在民族危亡险境中的1938年，不就是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在昆明组成了名震寰宇的西南联大吗？争什么你一我二，建设和谐社会最忌讳的就是文人相轻之类的陈腐观念。我大学时最好的一批老师很多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从清华过来的，像教英国文学史的李赋宁、教哲学史的冯友兰（我特别崇拜他把爱国主义凝练地表述为“邦旧命新”）、教法国文学史的闻家驷（他的兄长闻一多是著名爱国人士，著有充满激情的《七子之歌》）、教印度史的大语言学家季羡林，我现在的301病友……

　　家瑞部长、洁箎部长、王毅书记给我送了鲜花，我哪敢当！护士长一旦允许，我马上下楼把花转赠季老师……

　　只有在体育上，清华、北大之争比较明显。好像除了1960年因老师、学生吃饭不充足未举办全市高校运动会外，其它年份都搞。男生总成绩大约总是地质学院第一、清华第二、北大第三或第四……

　　前天电视上放，北京奥运会的乒乓球馆设在北大，好。出院后，在不影响专业运动员训练的情况下，我想去那里练一次球，可请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校友的教练、前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梁戈亮指导一下。

　　我们当年最羡慕清华同学的是他们有个体育名师马约翰，简直比北大一度的校长、人口学名师马寅初还有名。记得马约翰先生说过，一个好的大学毕业生，应该能够为祖国健康地工作、劳动50年……我还差5年半。

　　马先生是属于全中国的，属于全世界进步体育事业的。他要知道北京将举办奥运会该多么高兴！

　　八、与马凯梦谈自行车

　　手术成功后，最难忍受的是有话不让说，禁声（客气一点也叫“静音”）最少半个月，最好一个月。这是我为三位院领导、三位主治医和不知几位值班护士反复叮嘱的日数概算出来的平均值。

　　手术前还允许我用气说几句话，就像老人对小孩临睡前轻轻啰嗦一阵那样，又像电影上的间谍或恋人用耳语交流那样。在透明度较高的公务和外交场合一般不那样。

　　外交活动是根据工作内容和保密程度，双方或多方预先商定参加人范围，把会谈、会见分成大范围、小范围或仅两个人单独谈等。大范围一般允许记者在开始时现场采访两三分钟。记者照照相，拍拍电视，听听寒暄，有时也有一些某方或双方领导人刻意要让记者尽快报道出去的重要内容。小范围谈一般不请记者到场。又分仅请两国官方摄影师、国家电视台记者、文字记者，或允许所有驻京记者凡报名的都可来。单独谈，则根据可能和需要，有时连记录和翻译也不上场。

　　手术后，我成了一个什么都像、什么都不像的人。医生说我现在就有能力说，但为真正恢复说话功能，在上述时间框架内要禁声；在病房里，医生、护士、护士助理小梅说话，包括议论我的优缺点，我都可以聆听，但不得插嘴，只允许笔谈。笔谈时，护士会对我写字的姿态提出要求，比如要把床摇到一定倾斜度等等，而护士助理会加码要求：“怎么头老歪到右边，你不是右边颈椎不大好吗？”

　　要是让说话，我会开个玩笑：“你知道颈椎在哪边？前后左右哪边？”她也是好意，我理解，并迅速联想到60年前我老家胶南县海崖乡王家村的真事。乡长通知晚饭后各村开大会，乡长的助理和村长就会更严格地要求：“各户都要比平常早点吃，放下碗就集合……”那年头很少人家有钟表。后来钟表多了，就变成县里通知集合时间为晚7点，区里变成6点半，村里就成了6点。这还算比较好的。现在外交部组大团出访，礼宾司的日程安排仍基本上沿用这个思路，只不过把陪同人员集合时间的提前值减为10至15分钟……

　　马凯主任和我干的是两个行当。他北京出生，比我年轻好几岁，但入党早，当领导早。我们主要是在陪同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出访时认识的，在飞机上和提前下楼等候礼宾司长陪首长下车这种时间里相熟悉。平时两部工作配合很多，但两人未单独会晤过。

　　熟悉起来是因为孩子。交谈中发现，马主任的独生女乐乐是北大优秀毕业生，是我的小校友。我太高兴了，与马主任逗笑我多了一张牌：“怎么样，这个问题回家向‘北大’咨询一下吧！”马主任也不含糊，他知道我儿子是北京四中的，他的校友，随时会给我以类似回敬。谁都知道，就人生观和学习基本功养成而言，一定意义上中学比大学更重要。

　　乐乐是爸爸的骄傲，更不用说乐乐去年又给爸爸添了外孙。有一次马凯透露，乐乐是青联委员，统战部领导请她吃过饭（大范围那种）。这令马凯的母亲惊羡不已：“对小丫头怎么那么高的规格，我参加革命快70年了，从没有领导人请吃饭！”自豪之状可想而知。

　　马凯对外孙更爱到极致。首先是定性：不叫外孙，直呼“孙子”；其次是起名，女儿女婿双方家庭成员均可参加磋商，由他最后拍板，给人一种发改委主任的权限又有所扩大的感觉。其实此事在孩子出生前他就定了，后来的磋商云云是“形象工程”。有一次，他告诉我，下班再晚他也要去看看女儿越来越大的肚子。人生多么难得的境界，要有孙子了。听，还没出生就知道性别。

　　我逗主任：“算了，连北大毕业的也不能预知男女吧。”

　　他顺手在飞机上凭记忆抄出一首新诗赠给我。他能写很规范的格律诗，我不会写但很欣赏的那种。只见那诗最后一行赫然写道“爷孙相见急”，真是爱你没商量，由我定性没商量。

　　为感谢他美丽的故事，我为他讲了一则国际真事，反正专机长途飞行，闲着也是闲着。看文件、改稿子等“机上作业”从一起飞就连续做了两三个小时，快像准备高考的高中毕业生那么勤奋了。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十几年前和我都任常驻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代表。在一次扩大的、向记者开放的安理会上，有一国家的代表长篇发言，专门批评“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企图。发言的强烈度是这个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会议上罕见的，对我来说则是第一次。全场静静等候被点名批评者答辩。

　　奥尔布赖特大使似乎胸有成竹，又更像临阵抱佛脚。她简要重申美方有关立场后，王顾左右而拿女儿说事。

　　在安理会内外，我和奥尔布赖特正式和非正式辩论不少。有的辩论“有困难”——这是外交辞令，意思是双方看法有不易消解的差异，但一直相互尊重。我们共同点也不少。小而言之，有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安理会各保持两项纪录——我是五常大使中最年轻、惟一能说汉语的；她是学历最高的，博导，也是15个大使中惟一的女性。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届安理会由14条领带和一条裙子组成。”

　　这么熟悉，我也没想到，她会一下子离开发言主题，当着成百成千的各国听众，大声呼吁刚才发言的那位：“下一轮发言请千万别讲这么长了。今天，我亲爱的怀孕临产的女儿也坐在这里旁听。你再讲那么长，我可就要被当场提拔为奶奶了……”

　　全场大笑。联合国的会除了以鼓掌方式通过一些技术性、程序性事项外，对发言一般不鼓掌。惯用的祝贺方式是笑，此外就是到会场门口与发言者握手。中国代表发言后常不回座位，而必须快步走到会议厅门口去接受一长排各国代表的祝贺并示谢，去迟了不礼貌。我回国后走路较快，就是那几年练的。

　　我感谢马凯的故事和诗，又说：“奥尔布赖特在用词方面比你准确，人家英文里一般不分奶奶、姥姥或祖父、外祖父之类。不信你回家问我校友。”

　　平常大体就这些事。

　　手术那天，我照常看新闻，从中午到晚上都遇到些外电关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方面的积极和消极报道。有人特别关注明年8月举办奥运会时北京的空气质量能否满足比赛要求，尤其是在长跑、足球、自行车等项目上。这是马凯分管的领域。即使不举办奥运，人民也需要良好的环境和干净的空气。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什么时候都强调执政为民，现在又有了好不容易争来的奥运，给全国增加了压力，对马凯他们的压力则更具体。我不由自主地牵挂起老朋友来，当夜就梦到他。

　　我问马凯：“看新闻了吗？全世界都盯着你。到明年夏天，北京还会经常连续两三天灰蒙蒙的吗？那是一种雾气，还是一种污染，或二者兼而有之？”我还利用外国人、中国人和自己都无法干预的梦呓形式建议马凯：“不宜太突出因办奥运而重视环保。你们家我校友出生的30多年前，我们就提倡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了。平民百姓和世界冠军都需要无污染的空气。”

　　我在梦中走得很远，甚至有些自以为是地提醒马凯：“中外朋友都可贵，不同的一点在于，个别国内朋友会当面只给你说好听的，而外国朋友一般在谈我们的缺点会更直截了当，甚至会稍加夸张。”

　　最后我向他建议，可提倡首都市民多骑自行车，一种无污染又可健身的交通工具。你会骑自行车吗？乐乐和我们其他绝大多数北大人都会。我们家禾禾也会，不到30岁就先后骑坏了6辆自行车，我的两辆、他妈一辆、自己的3辆。可惜你这位四中校友现在有点退步，自己开汽车了，尽管他连个科级也不是，也不像乐乐是青联委员。去年夏天周末临时加班，怕司机住得远，赶不上时辰，我顺便向我当新闻司副司长时的司长、前驻香港特派员马毓真借了一辆她女儿的英国产凤头自行车，骑了25分钟就到了部门口。如果叫车，司机还不可能到我家门口。我怕执勤哨兵敬礼不方便，顺手把车锁好，停在外交部围墙外一个空闲地方。没想到，这居然是我同这辆可爱的自行车的永别。

　　第二天一上班，便问秘书丁孝文：“车不见了，是不是有人暂时借去了，不是真偷？如果是偷，要不要报案？”我刚到钱其琛前副总理和前中外办主任齐怀远先后任司长的新闻司时，谁在走廊丢个西瓜，都要报案。当然，从那时到今天刘建超任司长时未听说谁丢过西瓜；只是钱其琛老领导要求最严格，从工作的务实到文风的纯朴。

　　丁孝文博士，江苏人，外交学院和北京大学学生，现任驻博茨瓦纳大使。他谦虚好学，能讲真话。这次却毫无同情之心地大笑着回答首长提问：“老李，你们部领导有专车，太远离实际了。我和我爱人去年各丢一辆，这么小的事向谁报案？”

　　丁外派后，由安徽人、拥有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知识面很宽的戴兵接替。我再次提及自行车失踪事，他的回答更缜密，更少带个人感情色彩：“部长，我和我爱人康珊（北京理工大学讲师）去年一年各丢了3辆。”

　　我这就理解了，我们家门口连续几个月都张扬地悬挂着斗大字的“温馨提示”：“千万锁好车，严打偷盗自行车的犯罪行为！”这样的标语在国际上太那个了。我衷心希望，以这次奥运为契机，这种标语以后再也不需要！

　　斗转星移。我一直没有赔偿马毓真家那车。有一次公务活动中，巧遇党校校友、主持公安部常务的白景富，“让他赔车”。白部长训练有素地微笑：“好，好，你可以先同市公安局联系一下，告诉他们丢失后第一时间向哪个派出所报的案。”我无言以对。

　　后来，有一自称是我“粉丝”的某电视台军事频道记者知道了这丢车的故事，慷慨地把她不用的一辆交由我在钓鱼台国宾馆工作的老同事、小朋友江洪转赠给我。我去一看，是那种车把平直的赛车。我前年在釜山出席国际会议余暇在大街上散步，向一韩国友好老者借过那种车，骑了几十米，发现自己不大会驾驭。我深谢这位记者的善意，但一直拿不准可不可以用它去赔偿马家。好在马特派员的女儿小纯已常驻国外，等她回国再谈赔论偿不迟，急也急不得。各种事，大到可持续发展、小到自行车安全，都得靠各地、各部门、各行业群策群力协调解决啊！

　　我在梦中就这样啰里啰嗦同好友谈心，是否曾违犯医嘱说出声来，我是后怕。我有几句梦话还算通情达理：“马凯同志，对不起，耽误你休息了。我这么烦，可能是全麻还在起作用。你个人即使不会骑车，也没关系，别勉强。听说你出席十七大时遇到堵车，怕迟到，跳出车，跑到会场，途中摔了一跤，伤着没有？你忙，要多依靠部下，包括你的秘书申昌友（北大经济系毕业，很能干），要多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

　　一觉醒来，窗外是一个难得的艳阳天！离奥运还有200多天，就有这么干净的天，不错。感谢和祝贺市政府（拟通过市外办主任杨柳荫同学转达）、各级环保局和发改委……原来昨夜北京刮了场特大西北风。小时候，爷爷常警告我：“‘勤有功，戏无益’（《三字经》里倒数第二句）。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只能喝西北风！”想不到现在西北风身价倍增，正在为首都环保作贡献呢。

　　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中。

　　九、3个内弟和他们的媳妇们

　　小梅的3个弟弟各有所长。人渐老，心渐宽，我现在只能记住他们的优点。

　　大弟小渤，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在青海省互助县工作期间娶了善良的西宁姑娘张亚玲为妻。光是青海这个地名就令人一喜。那是我的老学长王洛宾写过歌、流过泪的地方。王曾在北大学俄文，参加抗日后，俄文没用上，成了“西部歌王”。1998年中美建交20周年时，我在联合国礼堂为他组织过作品演唱会，81岁的他在纽约北大、清华同学会合唱团演出《掀起你的盖头来》时亲自登台伴舞。这很为中国和中国常驻团增光。我感激不尽，当即模仿《在那遥远的地方》，写道：

　　歌声并不遥远——发自美丽的心房，

　　衣裳未镶金边——差却了半个月亮……

　　王洛宾1995年逝世后，我第一次到青海举办过国际自行车赛的青海湖畔，看挺立着他塑像的西宁文化公园，还斗胆问党校同学、宋秀岩省长：“如果把公园改名为‘洛宾公园’，是否会吸引更多游客？”

　　不知道小渤在农业科技上有什么造诣，他是因评论西方古典音乐而小有名气的，曾在内蒙电视台开设古典音乐讲座。这也算一个“外来和尚会念经”的例证吧。

　　小渤历史上值得一提的是：读初中时，班团支部想发展他入团。他高兴地告诉了时任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的父亲。不料父亲原则性极强，第二天便通报学校领导：“秦小渤同学在做家务劳动等方面还不够团员标准，应继续加强教育，暂不宜发展入团。请酌。”

　　这种事在“文革”后怕濒临灭绝了。我岳母提起这事也赞叹：“我1937年入党，比你爸还早一年，可党性没他强。”她的党性强表现在别的方面。比如，她对自己到离休还是副处级从不计较。

　　小渤现已退休，除了吃、喝、孙子，主要关注音乐上的事，包括奥运歌曲。那首《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由解放军作曲家王和声谱曲，在哈尔滨由第一航天人杨利伟朗诵、由军乐团合唱队首唱后，小渤评价较高，但又说：“高音部分可调整得让业余歌手更容易学一点。”

　　二弟小鹰，属“老三届”，曾头缠陈永贵大叔（陈在大寨时，我曾为他做翻译）式的白羊肚子毛巾在山西吕梁地区插队，后考入南开大学主攻世界史，特别是非洲史。他“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做得好。女儿枫枫上小学期间，他每年清明节都带她去拜谒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我没见过别的父亲这样，我也未做到，只陪儿子看过一次革命历史博物馆。

　　按世俗标准，小鹰有时说话太直。“文革”期间，他一个高中未读完的毛孩子和当大使的父亲一起阅读“毛选”。小鹰见爸爸一边读一边不断画重点记号，便说：“爸，你怎么老在画杠杠？如果都是重点，就没有重点了。找不准重点说明你没有读懂呀。”

　　这哪像儿子对父亲，团员对党员说话？从理论上讲，小鹰可能有道理，但说话的方式方法和口气似应改进。

　　去年，外交部几十位老干部集体编写的江主席出访回忆录《为了世界更美好》付梓前让我写序，我自知难以胜任，再三推辞。最后还是利用出差途中的时间写了，写时想起小鹰这段逸事，便有了序中“外交无小事，外事有重点”的文字。我觉得，外交无小事可能主要是指“外交大权在中央，授权有限”以及外交涉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等，具体事项还是有轻重缓急的。说到奥运会，重点恐怕主要在安全保证、赛事安排缜密以及裁判员、运动员和观众的道德风范等方面。

　　小鹰的媳妇杨津林曾在驻山东长岛部队当卫生员，退伍后曾任北京市第六医院副院长，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多有苦劳，受过表扬。那场抗非典斗争的胜利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理念，给外交事业以巨大支持，在某种意义上也为北京奥运会作了重要铺垫。所有享受奥运欢乐的人都应记住中央领导全国各民族、各行业人民的协调奋战，记住我国军民中的那些白衣天使。

　　3个内弟中小浩年纪最小，和我关系最铁。这有其渊源：

　　（一）他从小父母在外，由姐姐带大。1962年，我和小梅在同一个班团支部。有个星期天，我们到天安门前过团日，读初小的小浩没人看护，经我这个团支书同意，他列席了我班团日活动，成为参加我支部活动的惟一团外人士。

　　（二）他读小学时碰上“文革”。有一次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他跟着读中学的大男孩去贴“打倒江青”的大字报，大孩子们及时逃掉，提糨糊桶的他却被逮个正着，进了监狱，一呆就是45天。后来经周总理过问才放了出来。那一个半月里，他爸爸妈妈心急如焚，自己受批判，还挂着老儿子；想托人去探视，又难找，最后把目标锁定在未过门的女婿身上。我成了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去狱中看望过小浩的惟一狱外亲人。

　　（三）为了保证老儿子再不出事，爸妈想托老同事、时任副外长仲曦东帮忙介绍小浩参军，又是让我去跑的。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位副部长、将军级的高干家。40年后，我代表全部同志向仲夫人刘锦琳祝贺春节才第二次进那个可爱的庭院。

　　（四）小浩和妻子胡茵在恋爱关键时刻被爸妈发现。老人爱子心切，求我做一次特使或“特务”，装成看病的样子去积水潭医院了解在那里当司药员的胡茵的真面目。我回家后，向老人汇报侦察成果，讲的全是正面意见。没有我的建设性作用，小浩不一定能娶到这位12岁就进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跳舞的漂亮女兵。

　　（五）小浩和我比双方家里其他人都更爱体育，有的项目水平也更高一点。小鹰上学时喜欢跳高、跳远和三级跳远，在班里成绩名列第一，我大妹肇菊打过排球，高中时最高进过年级队。我二妹肇玲毽子踢得很美，可那大概只能算学龄前运动项目。

　　我和小浩都有打篮球、网球、乒乓球、掷铅球、手榴弹、标枪和玩单双杠的历史。他在部队曾进过师篮球队，我在当时约有700名学生的胶南一中进过校乒乓球队……不过，也得提提缺点：最令我感到惭愧的大项是体操和游泳。有生以来，我单杠正手握引体向上最多两次，练吊环从未伸直过胳膊；我有机会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都游过水，最好纪录是狗刨式21米不沉底……我因而更加仰慕李宁、李小双、庄泳、张健……

　　我和小浩更大的共同点是，对奥运会有比家里其他人更多的激情，眼下正在为购买入场券想方设法。

　　十、小浩海吹《集结号》

　　巧合，午休时我在病榻上看了中央台关于冯小刚贺岁片《集结号》在体育场“炒作”首映的报道。一则简短的报道已使我喜出望外，如此投入地宣传阳刚之气和战友情谊实属难能可贵。想不到小浩就在现场观众席上。

　　第二天，一个深深被《集结号》洗礼过的老兵小浩迫不及待地向我介绍这部片子的故事，特别是主人公谷子地爱战友、找战友、要求追认“失踪”战友为烈士的艰难历程。最后，他提及我上次梦到过的牛田洋抗灾那事，说我建议把那次死去的83名大学生追认为烈士，还真有那么点谷子地的味道。

　　谁不爱听表扬的话？小浩走后，我在半睡半醒中又回到牛田洋。

　　1968年夏，上千名应于1966年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从国外调回的公派留学生（那时鲜有自派或自费的）奉调到据说是“五七指示”发源地的牛田洋农场劳动锻炼。和谷子地九连所在独立师一样，我们那个军的番号后来不见了，不知是合并到哪里了。出院后可找机会问问老首长曹刚川、李继耐、李耀文、李树文，也可向新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章沁生中将咨询一下。

　　在那场特大台风、海啸和暴雨中，我们农场5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30年后，1998年7月28日，我在凭吊美国独立战争巴尔的摩古战场时，思念死去的和活着的牛田洋战友：

　　不敢忘，

　　牛田洋……

　　站着死去的是英雄，

　　永垂不朽的是理想，

　　活下来是奢侈的偶然，

　　快把先烈的重担挑上……

　　回国后，我有一次出差广东听说，“7·28”死去的大学生没被列入烈士名单。我当即并此后多次请求当地党政军领导务必把83名死去的学生列入烈士名册。这事在前年或去年不仅做到了，而且还树起了一座宏伟的花岗岩墓碑，碑上镌刻着所有500多名牺牲战友的姓名。我极为感动。其实，烈士和他们的亲属盼望的不是什么提拔级别、增加抚恤金或像影片《集结号》中那样烈士之家可多分几百斤小米。他们盼望的首先是对烈士生前奉献的一种精神承认。本月初，我再次到牛田洋缅怀英烈，在石碑上那么多名字中第一眼就看到“肖华山”。所有烈士都是我的亲人，但其中我只和他一人熟悉，他牺牲前大约4小时，还到炊事班向我要过一碗开水。我双手抚摸着500多个名字，泪水洒在石阶上，行了军礼，献了花。我原来未想到献花圈，是广州军区政治部帮我准备的。知我者，当兵的人！

　　我不敢同谷子地相比。他在我的家乡一带为新中国的诞生流血时，我大约7岁；他1987年逝世时，我在首都工作，衣食住行都不愁，没有吃过他那些苦，更谈不上舍生忘死。

　　运动员不是士兵，但团队精神、战友深情在体育事业中同样重要。谷子地的精神给了我一些启迪。2008年8月8日的奥运会“集结号”将是平等竞争的号声、互相学习的号声、加深友谊的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