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的作品多年，总结一句话，便是：鲁迅被神话的同时，也被遮蔽。

　　的确，在意识形态较为紧绷的年代里，鲁迅的文字被抽离了原本的意思。尤其是在1925年至1927年间，恋爱中的鲁迅用蘸着爱情的墨汁写下了不少生活味道十足的文字，但均被后来的人误读。这一点我在本书中也有例举。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一起到了上海。不久，他在《北新》半月刊上发表一篇《唐宋传奇集·序例》，然而这篇文字的结尾处写了一段闲话，引起郁达夫的注意。有一次郁达夫和鲁迅一起吃饭，便问：“这文章的末尾，你在后面加上四句，是什么意思？——时大夜弥天……”鲁迅答：“那是我有意刺高长虹的！高长虹自称是太阳，说景宋是月亮，而我呢，他却谥之为黑暗，是黑夜。他追求景宋，他说太阳在追求月亮，但月亮却投入黑夜的怀抱中，所以他在那里诅咒黑夜。”

　　可是，比较好笑的是，解放后，包括“石一歌”写出的《鲁迅传》，在叙述鲁迅在广东以及将要离开广东的一段时，有这样的记载：“九月十日，是一九二七年的中秋节，明月下的珠江显得特别凄清、冷寂。这天晚上，鲁迅校完了《唐宋传奇集》。在《序例》后，他豪迈而含蓄地写道：‘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短短数语，洋溢着独立于险恶环境中的凛然之气，表达了对凶残的敌人极度的蔑视，形象地概括了‘四·一五’以后他在广州的生活背景和战斗风貌。”

　　1925年之前的鲁迅，不论是文字还是内心，都像他在北京女师大所开的一门课程一样：《苦闷的象征》。遵从母命和并不欢喜的朱安成婚，兄弟之间因为弟媳的挑拨反目。身边的友人多数因为在大学里混而成了知名学者，有了让他反感的学究气。

　　当时，因为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出名是的确了的。从他日记里所记录的向他借钱的学生和朋友的次数便可知。然而，尽管如此，鲁迅却并不开心。他像拉开了弓却又找不到多余太阳的后羿一般，除了苦闷，便是方向感不强烈。而1925年以后的鲁迅有了甜美的支撑，文字柔软了不说，就连择词遣句也有了更为从容幽默的态度。

　　关于知识分子这个词语，因为科举或者其它参照，中国向来是狭隘的。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一个叫夏志清的美国学者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得可笑，说鲁迅学问不够。然而，此人自相矛盾得厉害，因为他无比推崇张爱玲。鲁迅学问再不够，也能翻译日语、英语和俄语作品。夏志清的双重标准，让我感受到鲁迅当年对学院派这一帮旧友的反感。

　　仿佛这位夏志清还很推崇沈从文。自然，沈从文是知识分子。虽然他只有小学毕业，虽然他有生之年一直自卑和孱弱，但只要看他那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便可知知识分子和毕业院校无关，而和个人的修为有关。

　　不论鲁迅如何坚决地离开大学，又如何地独立于任何体制之外生存，但他仍然是一个少有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都应该谈恋爱。这一点在鲁迅和沈从文两个人身上反映得较为明显。当然，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徐志摩、胡适等人，莫不是因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恋情而丰富了自己的内心生活。一个人，如果内心生活如一潭死水，那么，他是不可能写出丰富而富有人情味道的文字的。但凡阅读过沈从文散文的人都知道，那一组注定要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光芒的《湘行散记》，便是他新婚后不久写的。而阅读《两地书》也可以知晓，鲁迅在生活中是多么饱满和孩子气。

　　《两地书》中，1926年11月3日晚，有大风，鲁迅刚给许广平寄过一封信，没有什么事情，在信的开头写道：“昨天刚发一信，现在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不过有一些小闲事，可以随便谈谈。我又在玩——我这几天不大用功，玩着的时候多——所以就随便写它下来。”

　　这也是这部书名字叫做《小闲事》缘由。我阅读鲁迅作品多年，很厌倦看到“国民性”以及其它学术领域里的词语。这部刻摹“恋爱中的鲁迅”的书稿其实没有写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新奇的史料考证。写了什么，不过是一些卿卿我我的小闲事。

　　这本书以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的《两地书》为蓝本，打碎了，重新拼贴鲁迅的形象，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喜欢，或者批评意见。  ■赵 瑜

　　（《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由武汉出版社出版）